社区集体经济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力量，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社区集体经济也面临着变革的需要。

　　记者了解到，2004年深圳完成了城市化转制，原特区外27万农民办理了“农转非”，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应改制为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截至目前，深圳市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数量达940多家，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然而，记者了解到，在900多家股份合作公司中，经济发展呈现“两极分化”，皇岗、蔡屋围、怀德、南岭等富裕的股份合作公司，每年的年底分红数额总会让人眼热，而“揭不开锅”的股份合作公司依然在苦苦挣扎。

　　对深圳社区经济有深入研究的深圳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宋晓东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在制度规范、股权设置、治理结构、经营模式、历史遗留等方面积累的矛盾问题，形成了制约股份合作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

　　坐拥“金山银山”不知如何盘活

　　“种楼”生财、“坐地”收租，是不少股份合作公司多年未变的发展之路。多年以来，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股份合作公司经济结构单一、效益低、抗风险能力差的典型“两租经济”。

　　据深圳一家专为股份合作公司搭建投资平台的“一号平台”调研组调查显示，全市真正蓬勃发展的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占比不大，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福田区，或者宝安、龙岗等一些拥有较多土地资源的股份合作公司，其主要的发展障碍就是过度依赖“出租经济”，结构单一。

　　宝安区委党校针对股份合作公司改革的一份报告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原因，是城市化和改革开放后，大量资本和人口涌入深圳，股份合作公司利用当时的市场环境，走上了建房出租的发展模式。然而，目前这种模式已经大大落后，特别是当时建设的厂房质量差，安全系数低，产业配套和公共配套不完善，租金收入已经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土地和物业是社区集体经济最为重要的资源资产，股份合作公司拥有着大量的厂房土地，但由于缺乏现代管理理念，“一批深圳股份合作公司守着‘金山银山’不知如何盘活资产，反而出现经营困难，甚至面临倒闭风险。”该报告认为。

　　“大胆创新、积极转型，告别以厂房出租为主的‘出租经济’，提升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质量，真正走出一条社区集体经济转型发展之路，这才股份合作公司发展的未来。”宋晓东认为。

　　目前，这种探索已经出现在一些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此前，福永街道的凤凰社区探索“农地入市”做法曾经备受关注，2013年12月20日，福永街道的凤凰社区一块标号为A217—0315的地块，在深圳市土地交易中心正式对外招拍挂，在凤凰社区租赁厂房的方格公司成功拍得。耐人寻味的是，凤凰股份合作公司与土地受让方公司达成协议，将收益的一部分约1900万元入股方格公司，持有约10%的股权，以此在土地资源资产资本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天然封闭难和优质资源合作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经营模式之外，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自身的治理结构存在不少问题。

　　“目前大多数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章程是照搬和采用1992年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部分内容陈旧，缺乏操作细则，并不符合现代化股份公司操作的规范。”龙华区一位不愿具名的社区股份公司董事长告诉记者。

　　比如，重要人事任免、经费开支审批等内容大多未纳入公司章程，监事会的职责普遍缺乏制度性保障，股东或股东代表的知情权、监督权也欠缺具体规定，这造成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在具体项目的操作上，寸步难行。此外，法规的滞后和缺乏现代化股份公司的操作章程，也为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个别负责人实施违法违纪行为提供了温床，近年来，深圳多名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一把手”违法违纪被处理。

　　在和外部合作方面，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天然保守，则影响了公司和优质资源的合作。按《条例》规定，股东资格方面，合作股东严格限制为户籍原居民，造成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集体资产管理委员等“三会”班子负责人全部为户籍原居民，经营班子也难以看到外来人口的身影。

　　“这种天然的保守，造成了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一方面是股权难以流动，不能对公司外的自然人和法人募集，股东及其股权封闭；另一方面，优秀人才难以进入经营班子，公司自然后继乏力，只能守住老摊子。”宋晓东认为。

　　此外，由于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和所在的社区利益高度一致，它还承担着为原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生活出路的责任，成为不断消化原居民就业的“机器”。以宝安某街道为例，该街道14000多名原居民当中，就业人数为4800多名，在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上班的就有2300多人，占就业人数近半。“在市场化环境当中，这种由原居民组成的员工队伍，情感关系下的工作安排，显然很难和外界竞争。”该街道一位股份合作公司负责人表示。

　　所幸的是，深圳一些股份合作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在福永街道，怀德股份合作公司此前开始借助外脑，陆续聘请了法律顾问、教育顾问、财税顾问、规划顾问等为公司发展助航，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企业架构，建立了项目经理制度，公司每个项目聘请一个项目经理，同时重点培养本地人才，保持人才的延续性。

　　办公司还要“办社区”负担过重

　　在调查中，有相当数量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承担了“办社区”责任，也影响了公司的后续发展。

　　“几乎所有的股份合作公司，都拥有自己的物业、治安联防队、环卫、绿化等队伍，少则几人，多则上百人。不少人认为，这是用股民的钱替股民办事，但这些支出影响到公司的后续发展。此外，公司既要抓经营，还要抓社区建设也忙不过来。”龙岗区一位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表示。

　　不仅如此，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还承担了大量原居民的福利性事务，包括居民的股份分红、社会保障等，这些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支出，以及社区建设管理占用了公司不小的利润。

　　记者了解到，为减轻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负担，深圳市积极推进社区居委会与股份合作公司的脱钩，原先由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部分移交给了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脱钩分设，对于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而言，虽然其社会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要承担许多不应该由其承担的社会职能，社会负担过重，削弱了企业的再发展能力。

　　“占用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造成了股民的依赖心理，遇到问题，无论是公共事务或是个人私事，都要找股份合作公司解决。”宋晓东认为。

　　目前，深圳不少地区已着手推进解决这些问题，如在宝安，按照深圳的统筹改革，以及《宝安区社区“政企社企分开”改革总体方案》，计划通过全面深化社区“政企社企分开”改革，理顺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为基层社区健康发展铺路。该方案认为，这是构建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转型发展、强化公共服务管理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