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确已“总体搞活”，相比于国企就是亏损代名词的时期，大不相同了。但亏有亏的问题，盈有盈的问题，对公众来说，国企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域，这不同于普通企业。这只是因为国企投资人是国家，而国家属于全体人民。

　　一直以来，国企改革都在解决如何使其经营活力接近于普通企业，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但“投资人到位”并未真正实现，或者说，无法根本上实现。国资委、国资公司身份上代表国家或者全民，但实际上可能最终代表国企去博弈于国家和全民。例如在利润上缴比例之争中，民众可能要求有更高比例的上缴，而国资部门与国企意见容易趋同。

　　《人民日报》报道中援引多种资料，显示中国国企上缴5%的利润，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国企属于全民”的性质。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国有）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

　　专门研究国企的人士则表示，国企履行部分国家职能和一些特殊的社会职能，过高、过快上调比例会影响其正常发挥职能，而且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与发展，影响全民财产的增值。

　　但也正如《人民日报》所说，“如果只是持续投入却始终得不到回报，这样的资产增值会不会是‘镜花水月’？”如果将国企视为一种国家或者全民的投资行为，那么投资目的何在？投资固然意在资本增值，但资本增值又是为了什么？资本本身不是目的。美国阿拉斯加州就连续20多年向在该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公共资产收益的直接分红，每人每年几百到上千美元不等。

　　中国的国企，许多处于独占或者分割市场的地位，这种地位很难说产生于竞争。市场资源、政策资源、关系资源的特殊性，使其利润具有“专利”的特征。此种“专利”，大多应通过平等的市场准入、充分的市场竞争去除，而非配置给国企步步加强。即使“专利”暂未去除，利益应归于国家，用之全民，尚可一定程度上减轻其经济道义上的欠缺。倘若此种“专利”归于国企自身，用于员工自分其财，乃至经营者超高收入，便是不当掠取；即使用于企业不断做大做强，那可能只是加大市场独占的不可逆性，也未必就是好现象。

　　讲到国企贡献，很多人会说到税收和就业。其实，税收和就业并非国企独有，任何企业，经营即产生税收，提供就业。这就是说，很多原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地方，以国企去垄断市场和资源，从税收和就业的考虑来说，是根本不必要的；提供开放、平等的市场环境，同样可实现税收和就业，甚至因竞争活力而产生更多的税收和就业。

　　可以说，国企作为曾经无所不在的企业形式，发展至今的独特贡献，是摆脱了即使垄断经营也会制造巨额亏损的局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应当垄断市场和资源。国企仍然面临着在开放、平等的市场下生存的问题，怎样不使全民企业变成寡头利益的问题。

　　国企该上缴多少利润，这类似于一般企业中利润怎样分配于资产所有人。国企赚钱归于谁，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与国企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更加重要，那就是必须保证市场的公平性。“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比国企利润怎样分配更值得关心。